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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助动词的分布看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撰写与抄写的年代差异*

时间:2021-10-26 11:19:55  阅读:  

[摘要] 医术医方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很难追溯到医术医方类文献的撰写年代。由于助动词具有独特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因此可以通过考察助动词的分布来探究历史文献撰写与抄写的年代差异。统计表明,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大量使用从先秦沿用至唐五代的助动词,少量使用中古及唐五代新生的助动词。这种语言现象表明,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各种医术医方流传时间很长,而其撰写时间要比抄写时间早得多。

[关键词]助动词;敦煌医药文献;撰写年代;抄写年代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4-0021-02

人们在整理敦煌医药文献时,能清晰地将医经诊法类文献的撰写年代和抄写年代区分开来,可是很难将医术医方类文献的撰写年代和抄写年代区分开来。医方是人们医疗实践的总结,医方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很难追溯它的撰写年代。在中国医学史上,医学著作亡佚甚多,其中又以方书居多。因此追溯医方的撰写年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医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能治病救人,民间常有抄方的习惯,人们不拘时间地点,只要有需要就会抄写对自己有用的方子。我们在整理敦煌医药文献时,发现《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所收录的医术医方类文献除P.5549①、S.10527和S.6052不能确定外,其余全是杂抄件。我们利用各种方法探究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的抄写年代,发现该类文献绝大部分抄写于唐五代时期,最晚不能晚于宋初藏经洞封堵的时间,最早不会早于西晋。

尽管在同一杂抄件中医方抄写时间相同,但各医方的撰写时间应该有所不同。虽然不能精确地追溯医方的撰写年代,但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语言标志(如助动词)来推测医方文献形成的大致时间范围。本文将系统分析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中的助动词,并以此为依据考察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撰写与抄写年代的差异。

一、从先秦到唐五代助动词的分布与发展状况

鉴于助动词演变时间长且相对封闭的特点,当我们研究某一类语言材料中的助动词,必须以该类语言材料同期以及早于该类语言材料的助动词系统作参照物。我们以前人研究理论成果作为参照物,而在前人理论覆盖不到的时间段,则选择与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相关的语言材料来填补空档。这类理论成果有:刘利的《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段业辉的《中古汉语助动词研究》,吴福祥的《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吴书系统研究了唐五代12种敦煌变文(下文简称敦煌变文12种或唐五代敦煌变文12种)中的语法现象,其中也包括助动词,他将刘、段所采用研究语料的时间段接续起来,其时间跨度基本与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的抄写年代相重合。刘利与段业辉所研究的语言材料时间段不能接续,尽管相隔秦和西汉两个朝代,但与一个助动词由发展到成熟所需时间相比,这段时间跨度不大,可以将其忽略。

段业辉的《中古汉语助动词研究》将助动词分为三类:可能、意愿、应当。吴福祥的《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也将助动词分为三类:能性类助动词、意愿类助动词、必要类助动词。两人对助动词的分类标准基本一致,类别及所指亦相差不远,唯有两类助动词的命名不同。段业辉的“可能类助动词”, 吴福祥称之为“能性类助动词”。 段业辉将“可能类助动词”界定为“对人、事物或动作行为的可能与不可能作出主客观判断或推理的词”。②吴福祥则对“能性类助动词”作如下界定:“能性类助动词是表达能性范畴的助动词小类。这里所说的‘能性’是个内涵繁杂的语义概念,至少包含这样五个语义次类:1.表示具备实现某种行为的内在能力;2.表示具备实现某种行为的外在条件;3.表示对某一命题的或然性或必然性的肯定;4.表示情理或环境上许可;5.表示准许。”③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吴福祥对“能性类助动词”的界定更加精细,也适合对古代科技类文献中的助动词进行分析。段业辉的“应当类助动词”, 吴福祥称之为“必要类助动词”。 段业辉没有对“应当类助动词”作出界定。吴福祥对“必要类助动词”作如下界定:“必要类助动词表示施事者有必要或值得实施某一行为,包括‘必要’和‘估价’两个语义次类。”④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估价”未必涵盖于“必要”之中,而“应当”可兼及“估价”和“必要”,因此将吴福祥划定的“必要类助动词”称作段业辉划定的“应当类助动词”更合适。综合吴福祥和段业辉的观点,我们给三类助动词取名为:能性类助动词、意愿类助动词和应当类助动词。刘利的《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列举了先秦汉语19个单音节助动词和2个复音助动词。⑤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将这21个先秦助动词归入到相应的类别中去。

综合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基本掌握从先秦到唐五代助动词的分布情况。第一,从先秦一直沿用至唐五代的助动词有可、足、能、得、敢、肯、欲、愿、堪、宜、当、可以、足以(敦煌变文12种中无,《千金翼方》和《备急千金要方》中有用例)、容、合、须等。第二,仅在先秦汉语中用作助动词的有忍、屑、慭、见、为、被。第三,在中古时期有少量用例但最终消亡的先秦汉语助动词有而、耐、克。第四,中古时期新生的单音节助动词有办、中、要、规、应。其中,“要”和“应”大量出现在敦煌变文12种之中。第五,中古新生的双音节助动词有必须、当须、须当、必当、当必、必宜、宜当、宜应、应当、必应、应须、要当、要须、必欲、当应、当宜、宜须、应合、要宜、会当、会应、会须、容可、容得、办得。其中,“要须”出现在敦煌变文12种之中。第六,敦煌变文12种新生的单音节助动词有解、会、用、好。第七,敦煌变文12种新生的双音节助动词有大须、切须、事须、直须、应合、合应、理合、会当等。

二、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中的助动词分布情况

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使用的助动词共计14个,使用218次。其中,从先秦一直沿用至唐五代的助动词有9个:可(使用33次,下文直接以数字简称)、能(19)、得(37)、肯(1)、欲(54)、堪(9)、宜(22)、当(10)、须(25),占助动词总数的64.3%,使用210次,占使用频率的96.3%。中古新生的助动词有4个:要(2)、应(1)、必须(3)、当必(1),占助动词总数的28.6%,使用7次,占使用频率的3.2%。唐五代敦煌变文12种新生助动词有1个:好(1),占助动词总数的7.1%,使用1次,占使用频率的0.46%。在中古时期有少量用例但最终消亡的先秦汉语助动词如“耐”、“而”、“克”在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中均没有出现。唐五代敦煌变文12种新生双音节助动词在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中也不见用例。

由于数量少,我们将使用中古新生助动词以及唐五代敦煌变文12种新生助动词的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中的语言材料一一列举出来(相关助动词加方框标示):

P.3731-34-35:不利,加服三两丸,要以得利为限。

P.2882-21-22:下蜜,要令丸硬煗〔软〕依寻〔循〕丸药法。

S.4433-2-3:凡不云父〔■〕咀者,皆应细切。

(S.9987B2V、S.9987A、S.3395和S.3347四件的缀合件)-85:【捣】□少时必须

P.2882-19-20:然后取巴豆一物,于臼中捣令如膏,必须极细。

P.3885-17:若涂眼,先以暖水洗眼,然点之,必须避风,不过三四夜必差。

P.3201-60:如不醒,至后欲发时,还如前灸,不过再三,当必永差。

(S.9987B2V、S.9987A、S.3395、S.3347)—128:差后五十六日内,好依此法将息,勿令重发,

从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使用助动词的类别来看:第一,能性类助动词4个:可(33)、能(19)、得(37)、堪(9),占助动词总数的28.6%,使用98次,占使用频率的45%。第二,意愿类助动词2个:欲(54)、肯(1),占助动词总数的14.3%,使用55次,占使用频率的25.2%。第三,应当类助动词8个:应(1)、当(10)、宜(22)、须(25)、必须(3)、当必(1)、要(2)、好(1),占助动词总数的57.1%,使用65次,占使用频率的29.8%。可以看出,能性类助动词和意愿类助动词全部来自先秦汉语。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所使用中古新生助动词以及唐五代敦煌变文12种新生助动词全部属于必要类助动词,此类助动词虽然有5个,但使用频率仅8次,来自先秦汉语的必要类助动词仅3个,但使用频率高达57次,是新生必要类助动词的7倍多。

三、结语

统计表明,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大量使用从先秦沿用至唐五代的助动词,少量使用中古及唐五代新生的助动词。这种语言现象证明敦煌医术医方类文献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各种医术医方流传时间很长,而其撰写时间要比抄写时间早得多。

[注  释]

①本文所用符号说明:“P.5549”为敦煌文献编号,“P.3721-34-35 ”中“34”、“35”均表示行号,余皆仿此;□为缺一字符号;■为缺多字符号;【】为补字符号;〔〕为改字符号,其前为原卷俗字或假借字,校改的正字及代表重文号的字置于〔〕中。

②段业辉:《中古汉语助动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③④吴福祥:《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⑤刘利:《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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