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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可以重返家庭吗

时间:2021-10-16 09:16:32  阅读:  

19世纪以前,中国医师在叙述个人的医学历史时,无一例外都在远离自己的空间进行,这给我们的阅读相关医案时,造成相当深刻的印象,似乎中国医学只有在家庭病床前,才拥有自己的位置。

家庭场所作为医学空间,在中国有持久漫长的历史。这个空间属于病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所有,在病者及其家庭成员需要时,医师才被延请到病床前。在这里,医师本人无论是否权威,无论受到多少信任和尊重,他却处在被动地位,医师的看法要尽力与病家的意见取得一致,当发生矛盾和对立时,医师往往很容易为不满意的病家辞退。所以,就一种医学服务身份而言,19世纪之前的开业医师,通常非常谨慎,即使如徐大椿,已是誉满江南,也并未因自己医术高超敢自高自大,这位著名的医学家一再低调说,他从事的医学属于“低等”职业。

为了争取更大医学权力,家庭病床前的医师,只有努力表现出对经典的娴熟,才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这种情形,一并记录进了他们的医案,使得这些医案不仅仅为单纯的医学知识书写,而是有责任感却无权力感的医师,在与病人“讨价还价”之下,对个人学养和医学能力的检讨和自我评价。甚至,作为成功的医疗记录,在一些案中,病家的“表扬信”,也成为主要内容。薛己1541年到1543年间,为一位患血崩症的妇女钱氏治愈了她的血崩症,钱氏家人致信他:“乾山妻两构危疾,命悬须臾,荷兄远救,诚解倒悬之急,处方神良,知无出此,野人怀恩,姑俟后日玉环之报云尔。嘉靖甲辰季秋表弟方乾顿首拜书。”同时代的喻嘉言医案中,则见到他多次与病家书信往复。这些讨论疾病书信,情辞认真恳切,证明医家本人学养深赅,医理通达,而且在病家面前显示了他应该受到信任和赞扬。显然,“自然化”时代的医学,病人与医师、疾病与治疗之间,通过家庭医学空间缔结了某种特殊医患关系,这种关系无疑使医学专断的权力受到限制。

尽管如此,此前中国医师却也乐于承受家庭医学空间的制掣,他们并未想到要改变这种关系,将自己的医学活动从家庭场所解放出来,获得更多权力。大多数医师对出入病人家庭,习以为常,即使有时候从他的居所,远距离去数十百里的病家出诊,他们也不辞辛苦,安之若素(公认最优秀的医师,甚至到皇室内宫出诊,那是最大的私人家庭,只不过将延请改为奉诏,而路途更加遥远)。因为所有资深术高的医师们都深知,恒常不变的家庭医学空间,一方面保证了医学的自然权力,另一方面则维护了医学的道德基础,家庭对疾病患者的同情、安慰与帮助,提供了更有效的恢复力量。正因如此,医师们才能够在“医学的疾病空间与医学的社会空间”获得平衡,从而以更多的人道自觉从事职业服务。对于疾病家庭的介入,使医师有更多机会亦如患者家人一样,施行他们的“救死扶伤”的“生人”理想。在那些通情达理的医师那里,天然的医学场所是家庭,而不是后来的医院。

医学是和家庭有机地生长在一起的。事实上,中国医学由于这种家庭医学空间的存在与持续而受益匪浅。14世纪以来,大量儒医中,部分人士走上医学道路,很大程度有赖于家庭医学空间的需要。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医学家。在自述个人医学经历时,这些享有广泛社会声誉的医师,几无例外都特别强调自己之所以最终转业,成为开业医师,起因只为医治家中重病的亲人,父亲、兄弟,特别是母亲。从医的结果,不仅使他们解除了亲人的疾病痛苦,而且完成了道德伦理上的自我实现。他们将这种医学情怀,从一己家庭推及到社会其他家庭,越加觉得责任重大,而在家庭的成功医学经验,则又进一步增进了他们研读医学经典的热情,激励着他们对医道的不懈追求。宋元以后,明清两代,至少在中国江南地区,名医名派辈出,医学著述纷纷印行,不仅成为一般医师的教科书,且进入社会和家庭阅读。可以说,17至19世纪中国医学进入全面繁盛时期,与家庭医学空间的生发性和建构性作用是分不开的。

自然状态下的家庭医学,在展现它的所有长处时,当然也留有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即如何对待那些没有家庭以及家庭贫困的病人。自由的医师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解决贫困与无家病人的医学需要,这时候最主要的弥补,来自于官府与其所设的医学行政部门,组织医师与集中发放药物成为经常性的官方医学行为,而早在13世纪初建立在苏州的“平江医院”,应该是当时有效救助穷人治病的国家慈善机构,尽管这个“康复性”的济贫机构,实际延续时间并不长久。有道德良心的医师们,往往也会放弃酬金为穷人治病,甚或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病人,他们的名字在医学史上传为美谈。然而,除此之外,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均没有谋求从这一特定的社会需要出发,发展出更为普遍的医院制度。原因显然并不在于,像18世纪末法国革命党人那样,担心制度化的医院成为歧视和控制穷人的集权化场所,而是出于中国医学的自足,以及医学作为家政的重要部分,在家庭共同体内所具备的牢固的道德伦理基础。

显然,经由临床医学的发展需要,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医院制度,与中国医学家庭空间,彼此无法相容。然而,19世纪以后,中国医学家庭空间的迅速萎缩直至完全没落,与其说是临床医学逼迫的结果,不如说是医院制度的直接占有。来自西方的医院制度,在中国医学固有领地长驱直入,终使中国家庭医学束手就擒,成为医院的俘虏。中医医师一度开设的私人诊所,充其量不过是医院制度的附庸,而后即为医院制度吞并。所以,就医学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看,十九世纪以降的中国医学,既遭遇了现代临床医学的追击,更遭遇了医院制度的异化。其灾难性后果是,没有了家庭空间支持与活动的中国医学,从此丧失了它的自然能力和价值,并且再也无力恢复。

面临21世纪暴露出来的医学困境,我们反思的目光,也许必须从医院制度开始。尤其当医院在今天的中国,成为最大的也是最糟糕的制度异化,当人们视医院为畏途,视医生为猛虎,却又无可奈何麝集医院,听任医院和医生宰割时,对医院这个现代医场所里每天都发生有悖医道的事件,我们怎么还会无动于衷,保持沉默呢?最近我遇到的痛心例子是,我的一個同事的母亲,因脚骨骨折入院,数日后,以心脏病住进重病病房,又一二日,作为脑溢血不治亡故——这就是医院对于疾病的可怕结果。对此,再听一听当年激进的法国山岳党人圣·茹斯特的名言:“人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进医院。”或许我们会有一问,让中国医学重回家庭,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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